在中环地铁站，一对老夫妻
用普通话问我去东涌怎么走，
我温顺地——几乎是孝顺地——
陪他们走十分钟，给他们带路。
他们一定以为遇到一个好人。
而我只是因为悲伤。
（黄灿然《因为悲伤》）
黄灿然先生的《奇迹集》被我从书堆中再次取出来时，已经证明了它的吸引力，现在，我可以慢慢地读一个小时，同时想着他翻译的《卡瓦菲斯诗集》播撒的风格是什么、二者存在什么差别。瞧瞧，我屡屡谈到这位希腊人，但从不嫌自己已经谈得太多。如果我写了一首短诗，被友人猜出受了黄、卡的某些影响，我不会赧颜——事实上，我唯一要做点解释的是，这类诗的语调应该是一种标准：作为一位诚挚的诗人，都需要掌握它、运用它。既然是一种可普及的诗学观，如果两位诗人写出类似的效果，那就说明这种普世价值观不只是孤例，是可以不断得到验证的。就目前这首诗而言，我提醒读者从两个层面来探视言语的缠绵：一方面，这种短诗是对短诗众多观念的折中，它透露着如何写一首短诗，进而，它告诉你我对短诗的认知还有哪些侧光没注意；另一方面，我们当然要身临其境地去考虑作者为何会感到悲伤，尤其是点明题旨的那末尾一行为何另起一节，那个“好人”作为一个宾语，已使读者濒临诗人心境的边沿。即使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说，现在请你就今天在路上的所见所闻之一写一首诗，我想，也很难从黄灿然这首诗的津津有味中立即受益；当我们尝试写出第一行时，我们内心的标尺就开始了精密的测算，乃至于我们很快受挫于我们内心豢养的这只刚正不阿的麒麟事先为它的主人准备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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