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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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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诗研究(101——120)  

2009-05-19 13:38:03|  分类: 《陶诗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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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著名的诗人坐在一起,我们可以想像成他们在对弈:其中有一个是次要的著名。

使之著名的媒介是什么?也许,有一本《士林》杂志,它是那时的权威载体,可惜现在无据可查。他如果频繁在那里登载作品,就能赚得积分,似乎走向著名的道路上铺上了彩霞阵阵;反过来说,他从来都是傲慢于邀请,一次也没有发表,通过这种例外情况,亦可树立威信。最好的办法是,有一位文学宰相,他不断地推荐新人;如果宫廷尚文风气浓烈,你也能觅得一块处女地。大树下、戏台上,如果口头文学供求失衡,你趁机去滋补一番,也有利于妇孺皆知。

诗的“名气”似乎不是诗的成分,而是一种余热现象,一首诗比另一首诗更有名,仅仅靠诗自身的攀比得不出这个通论,还得文学批评摇旗呐喊。“名气”看来跟垂涎三尺有关,也即跟某种漂亮的唾沫有关。

确有一些“名作”,它们出现的时机与技艺的精湛缺乏紧密的关联度。这一情况使得“著名”并不意味着技巧至上,当我们说这是一个著名诗人时,很可能谈论的不是他的诗表现出对诗艺的贪婪。

“名作”与“名人”的关系也值得细心勾勒。后者实现了对前者意义的掏空与过渡,并制造了鲜艳的标签,来提醒读者池水的深浅。名作的涟漪后来凝固成冰凌,随之而来的浏览者,容易滑到在它的表面,除非你有足够狡猾的鞋子。

 

那么,他是不是一个大诗人?你瞪大眼睛,也不一定能得到一把长尺,以把他测算。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大诗人”的条件是什么?静下来,琢磨一阵子,理出五六条细则,然后用它们去对应那些大名鼎鼎的古代诗人,看还有怎样的增删。这样做,遵循的方法论是,拿一个诗人予人的强烈感觉去拼凑他的形象——这些条件为他所生,现在,反过来,用儿女的数目来证明一个父亲的荷尔蒙。

我们可以变通一下,比如说,只要符合这些条件中的三个,就可称之为“大诗人”。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妨制定如下条款:其一,他的诗集给人的印象是,寡少阶段性色彩,一下子就准确地落到实处,圆熟、得体、潇洒得好像是一步到位的——少作与成熟之作混杂在一起,不易分辨;其二,有足够多的产量,诗与诗形成相互照顾的整体感觉;其三,影响力之大,而非脸颊与面子之大;人们很轻易地接受“大师”与“大诗人”的互换;其四,一束光照过去,形影之别顿显;其五,对某一根本性命题或母题进行了首场演出、创造性表达;其六,他在五十岁之后,还在写,并且越写越好。

我们还要保持一种克制:对于健在的当代诗人,不进行各种最高规格的加冕。我们可以叫他是较好的诗人,能发明一些办法去削弱“最重要”、“最好”这类头衔的诱惑。或者,我们在时间上做一个限制:至今一百年内的诗人暂不考虑“最”的安排。

如果“最”仅仅是为了唤醒某种意识,而不是做出严格的评判,那么,我们可以称一位当代诗人为“最聪明”、“最讲究”、“最善解人意”、“最彪悍”、“最会笑”……“最”的等级感被锁起来了,而是一视同仁地修饰诗人的某个典型特征。

即便激辩之后,他当选了“大诗人”,但他已不是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已不能获取丝毫的实惠。这种可能存有的实惠将由评判委员会来独享。在他的墓地周围,撒下一圈石灰,并不会使之复活,而只是增强一种视觉效果或醒目于某些记忆。同时,“大诗人”如果有十个,我们还不得不分门别类,例如“小的大诗人”、“大的小诗人”之类的标识。

 

他有怎样的自然观呢?“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或许透露了些许信息。如今,我们会这样去做出判断:他的“自然”有某种真实性、贴切性,就是第一自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自然”是第三自然,中间还有历代被审美化的第二自然;我们去谈论“自然”,已经显得不自然了,多少有点做作,哪怕你长久地居住在山林里,如果要利用诗来解释或结识自然,就多多少少感觉到已失去了最佳时机——你已无法回复到早先的自然状态之中。这时,我们所见到的写得最好的自然诗,无非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窘况:离理想的自然还差一段距离。

在他看来,“自然”的对立面是“樊笼”,我们也有各种“自然”的对立面,我们与他的共同点在于理解这种对立状况时多采取比喻的模型。通过这两个句子锯子般拉扯,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些细枝末节:其一,“自然”可以往返、有边界,也可谓一种“时机”现象;其二,与“樊笼”紧锁的形象不同,“自然”是开放的;其三,借助这两个句子所在诗篇的其他成分,我们可以发现“自然”的某些对等物:旧林、故渊、榆柳、桃李、狗、鸡、“无杂尘”;其四,“樊笼”是具体的空间形象,可感知、可描绘,而“自然”是因人而异的虚空——如何看自然,已成为区分你是自然主义者还是浪漫派的试金石;其五,“久在”的时间感受可能因“复返”而得到了修整:过继给了某种自然感受——得失的一次转折;并使我们很好奇地发问:因何呆在樊笼里?是不是最初(天生)在自然中,“樊笼”成为了否定之否定的一个不良导体?

“樊笼”的反作用:加强了“自然”予人的轻松、舒适感?而他所理解的自然状态就是指一种无拘无束、本真的状态?

“尘网”也许是“樊笼”的替代,二者作为某种古老的势力,却没有显露出无所不能的淫威,而是留有余地,或可说,“自然”可以一下子就摆脱出来,自成一体。

后来,他身临其境,位于自然之中,这个阶段是永恒的,还是可逆的:一不小心,又可能误入滚滚红尘之中?自然之诗的流露,除了是在忆苦思甜之外,还可能在强化一种感觉:此时此地是最惬意的。以此来抗衡某种可能性的侵扰。自然界于是拥有了较高的绿色壁垒,只许可它与“樊笼”的贸易顺差,而不打算出现难堪的赤字。这种身心俱悦的状况当然隐含了相应的危机,这就要求诗娴熟地显示出雅量与更多的可能性,以便未尽的岁月还有某种渐进感。这种渐进感体现为持续的干劲,以备自然的内部生成两股声明之需:诗逐步摆脱“樊笼”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在自然界寻觅可接受的新颖的对立——诗被要求写得更好,以配合他对自然的理解程度的细小变化。

 

一个五十多岁的诗人,被评定为“越写越好”;这种判断凭什么得出来,并且显得理直气壮?如果一位诗人笔耕不辍,过了知天命之年,只可能越写越好,至少与早先保持同等水准,他不可能“越写越糟”,这一说法成立的话,“越写越好”就不是一种文学上的判断,而是捡现成的野花送礼,不花你一分血汗钱。

我们假定自己看出了一首诗比另一首诗更怎么样,其实这时惟一能确定的是,两首诗的落款时间之先后;而我们的结论正是依靠着这个次序铺展开来的。

一位死于四十七岁这个年纪的诗人,依然给予读者“青年、中年、晚年”的人生三阶段印象,而且读者有理由相信这三个阶段是渐进式的:水平不断递增。但英年早逝于三十七岁的诗人所写出的一系列佳作,反证了年岁的次要性。二十七岁就离开人世的诗人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到立足点,瞭望我们如何设法夸赞缩写的历史:一是他有说不清的天赋,二是他从人类整体历史上来看,是更早时期(哪怕是早一个世纪的长寿星)诗人们的晚年光景。

经验老到的诗人位于进程之河的上游吗?诗中气息看上去是壮年,而诗人已近耄耋之年,我们应采取两套标准来判断诗的优劣吗?也许,你觉得年纪大、阅历丰富,提供了一种前提:丰富的人生能满足不时之需。难道一个二十七岁的诗人就不能体现出诗艺繁复的魅力,就不能在经验上取胜吗?如果经验果真能给天平这一侧增辉,那么公平女神会在阅历尚浅的诗人们口袋里塞一些赏钱,以保持随时随地的平衡,不致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

学艺的时间长短也是一个问题。反复捉摸年岁上可能存在的差异,实际上在谈论一种可反复踩踏的学习途径。同样是写一只幼鸟,二十七岁的诗人可以直抒胸臆,当成身边时时发生的一件事,凭借新颖的手法完工,而五十七岁的诗人也许先得回忆早年的某些经历,并排除回声的干扰,然后才一挥而就;二者在具体写作中真的存在较大的差异吗?对于三十七岁或四十七岁的诗人来说,他如何协调这种前后关系?理解可能存在的差异,他会在写作上显得更成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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