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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类书与诗  

2009-12-31 21:21:13|  分类: 素描与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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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与诗 - 木朵 - 诗学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沉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佔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着,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佔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分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麓,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着格外分明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的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馀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乾干脆就是变相的类书吗?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甚至
 
  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①

又何尝是后者有过的?不但如此,据说炀帝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两句诗,曾经谋害过两条性命。“枫落吴江冷”比起前面那两只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为太宗的度量比炀帝大呢,还是他的眼力比炀帝低。这不是说笑话。假如我们能回答这问题,那么太宗统治下的诗作的品质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归真地讲,崔信明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并没有留给我们那样测验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机会。但这更足以证明太宗对于好诗的认识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
  讲到这里,我们许要想到前面所引时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和我批评类书家“采事而忘意”两句话。现在我若给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语,我想读者们必不以为过分。拿虞世南、李百药来和崔信明、王绩、王梵志比,不简直是“事”与“意”的比照吗?我们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怀〉,颇被人认作这时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诗,〈述怀〉在唐代开国时的诗中所佔的地位,据说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时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优越。这意见未免有点可笑,而替唐诗设想,居然留下生这意见的余地,也就太可怜了。平心说,《述怀》是一首平庸的诗,只因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还不曾忘记那“诗言志”的古训,所以结果虽平庸而仍不失为“诗”。选家们搜出魏徵来代表初唐诗,足见那一个时代的贫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药,以及当时成群的词臣,做了几十年的诗,到头还要靠这诗坛的局外人魏徽,来维持一点较清醒的诗的意识,这简直是他们的耻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领下的人们为诗干的多热闹,究竟他们所热闹的,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学术。关于修辞立诚四个字,即算他们做到了修辞(但这仍然是疑问),那立诚的观念,在他们的诗里可说整个不存在。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这样远,所以,我若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我所谓征集词藻者,实在不但指类书的纂辑,连诗的製造也是应属于那个范围里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当然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曾经说到太宗为堆砌式的文体张目过,不错,看他亲撰的《晋书·陆机传论》便知道:

  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则深而雅,其义则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己。

  因为他崇拜的陆机,是“文藻宏丽”,与夫“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的陆机,所以太宗于他的群臣中就最钦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学士赞》中,是这样赞虞世南的:

  笃行扬声,凋文绝世;网罗百家,并包六艺。

两《唐书·虞世南传》都说,他与兄世基同人长安,时人比作晋之二陆,《新传》又品评这两弟兄说:

  世基辞章清劲过世南,而赡博不及也。

这样的虞世南,难怪太宗要认为是“与我犹一体”,并且在世南死后,还有“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之歎。这虞世南,我们要记住,便是《兔园册子》和《北堂书钞》的著者。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不啻明白的告诉我们,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总之,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这种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觉了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急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


①《随遗录》所载炀帝诸诗皆明秀可诵,然系唐人伪托。《铁围山丛话》引佚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亦伪。

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五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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